第一百三十四章——血仇深似海 (第1/2页)

其实在弘毅眼中，北击罗刹根本不需要什么“由头”！因为自从明清交替之际，沙皇俄国那些明目张胆的侵略野心、远东探险队那些禽兽不如累累罪行就明明摆在那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也就是福临诞生那一年），俄国政府下令成立“雅库茨克督军府”，进一步向东、向北实行对外扩张，逐步把勒拿河地区大片土地强行并入俄国版图。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太宗崇德七年），在东西伯利亚的东北端——阿拉泽亚河流域，从雅库茨克而来的俄罗斯人开始同楚科奇人发生所谓“联系”，随后宣布将楚科奇人的地方并入俄国版图。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太宗崇德八年），就在清政权平定索伦部博穆博果尔的叛乱，相继将黑龙江上游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虎尔哈人等编入八旗的同时，沙俄“雅库茨克督军府”督军戈洛文下令，将最初建于勒拿河右岸的雅库茨克迁于河的左岸。此后“雅库茨克”成为沙俄进一步向东北亚地区远征的指挥中心。
　　
　　同年，“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文派遣“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一百三十二名哥萨克，再次远征黑龙江，是年冬抵达精奇里江，这是第一批侵入我国“实际控制的”东北的俄国人。这帮匪徒在中国境内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因为缺乏粮食，俄国人竟然吃掉了五十个当地中国居民。
　　
　　1644年（清顺治元年）春。“波雅科夫”得到增援后，沿精奇里江下驶，闯进了我国东北最大的“内河”黑龙江。由于黑龙江中下游两岸达斡尔、赫哲和费雅喀等族人民的英勇抗击，这伙沙俄殖民强盗于顺治二年回到雅库茨克时，只剩下了五十三人。
　　
　　顺治年间，俄国人以“雅库茨克”为大本营和总调度，多次派兵侵入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不断在达斡尔、朱舍里、赫哲、费雅喀、索伦和蒙古等族居住区内烧杀抢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继“波雅科夫”之后，这一时期的俄国匪首，换做了臭名昭著的“哈巴罗夫”。
　　
　　顺治七年，“哈巴罗夫”带领一群哥萨克人攻占了达斡尔族首领阿尔巴札的驻地——雅克萨【满语：“被水流涮塌了的河湾”】，并重建此城，以其首领之名称为“阿尔巴津”，意图作为自己进一步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中转站和据点。与此同时。这群匪徒还企图派人“劝说”中国皇帝“归附”俄罗斯君主，向其交纳贡赋。
　　
　　1650年（顺治七年）7月9日，“雅库茨克军政长官”遵照沙皇的谕旨，给哈巴罗夫的训令规定：“还应派遣使者到博格德王公（这里系指中国清朝皇帝）那里去，要命使者劝说博格德王公率其氏族部落及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附我全罗斯君主、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充当奴仆……如果博格德王公及其氏族部落和自己的乌卢斯牧民不愿顺从、不肯驯服、不向君主交出实物贡和人质，那么，叶罗费伊（哈巴罗夫）就必须率其军役人员和猎手等，用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制服他们……”而且，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得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就要“征集大军去攻打拉夫卡伊、希尔基涅伊、基利杰加诸王公和博格德王公以及其他拒纳实物贡的人。下令把他们全部打死、吊死和灭绝。在彻底加以征服之后，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统通抓走”。（．齐赫文斯基主编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57号文件）
　　
　　l651年（顺治八年）6月某一天。以“哈巴罗夫”为首的一队沙俄武装人员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地区的古伊古达尔城寨【这是几个达斡尔部落专为抵抗罗刹恶魔而联手新造的三座连在一起的城寨】，“我们从平底木船向他们开枪，打死二十名达斡尔人”；“我们迅速从船上跳上岸去追赶他们……很快包围了这个城市，而达斡尔人从城寨里用火枪向我们射击”。当哈巴罗夫软硬兼施，要达翰尔人缴械投降，向沙皇缴纳实物贡赋时，古伊古达尔酋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即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要我们向你们交纳贡赋，那得等我们断子绝孙的时候”。
　　
　　达斡尔人民宁死不屈，英勇反抗敌人，沙俄侵略者“不断用大小枪炮向他们射击”，攻入城寨后兽性大发，“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下头来”，“共杀死大人和儿童661人”，抢走妇女243三人，儿童118人。被打死和抢走的共达1022人，在这次浩劫中，整个古伊古达尔城寨只有“十五个达斡尔人匆忙逃出城去”，幸免于难。哈巴罗夫匪帮还“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237匹马。113头牛羊”。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古伊古达尔鏖战正酣时，城外的远处站着些身穿绸缎的人。哥萨克问俘获的妇女，得知他们是博格德彻辰汗【大清皇帝】派来收税的人。女人们说他们常驻这里，定期轮换。第二天，一个穿缎袍、戴貂皮帽子的满洲人来找哈巴罗夫，通过被俘的达斡尔女人勉强翻译。满洲人说，博格德彻辰汗有谕旨，不得和俄国人开仗，而是要赤诚相见。来人还说了很多别的话，可惜没人能听懂。这可能是历史上中方官员第一次在黑龙江上会晤俄人。哈巴罗夫热情礼貌地接待了使者。这次会面，《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1916年）、《哥萨克在黑龙江上》（1926年）、《外贝加尔纪行》（1844年）几本书都写到了，可能来自同一个最初的资料源。但只有“史纲”明确写到满洲皇帝不得开仗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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